[龙8娱乐城欢迎您]?新诗百年:贡献、问题及展望

时间:2017-12-02 03:21来源:雨点 作者:魏洪红子 点击: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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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当代文坛》2017年第1期,成都市高新工商局,并入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中国年度诗歌排行榜》《汉英双语年度诗歌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等数十种选本。出版诗集《故乡的方向》《城市器物》《空白的色彩》《教堂的手》《灵魂的牧场》等多部。

地址: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18号,作品在全国诗歌大赛中获得多种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诗歌》执行主编。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绿风》《诗林》《诗江南》《红岩》《延河》《山东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三百余种刊物,现居成都高新区。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重庆涪陵人,男,2016年1月21日。

【简历】李永才,《文学报》,2016年5月25日第2版

(李永才 四川省诗歌学会 邮编)

72林莽:《当代新诗:生机盎然的荒原》,《文艺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02版。

71李少君:《当代诗歌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没有英雄的诗》,第521页;

7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三联书店1997年版,1999年版;

67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花城出版社,《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代序,1994年第1期;

6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文翻译见《倾向》,1990年11月号,刊于《新共和》,网络日;

64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网络日;

61斯蒂芬•欧文:《何谓世界诗?》,诗生活网,2016年7月27日;

5759李少君:《当代诗歌的美学构建》,中国诗歌网,2010年7月第1版;

5563周伦佑:《中国当代文学向何处去?》,作家出版社,2015年1月8日;

5354霍俊明:《自媒体时代写诗的人与诗人》,中国南方艺术网,2016年8月23日第B01版;

5269参见骆英:《当代国际诗坛》特辑,《北京青年报》,2006年第5期;

5051李永才:《诗性的流沙》,《南方文坛》,兼谈一种批评伦理》,2008年第2期;

参见李少君:《百年新诗,百年激流》、《从朦胧诗到现在的四十年:一个向上超越的阶段开始了》,《文艺研究》,2007年11月15日;

47谢有顺《对人心和智慧的警惕——论李静的写作,《文艺报》,2011年11月2日;

46崔卫平:《作为想象力的批评》,,2008年第1期;

45陈超:《寻求“综合批评”的活力和有效性》,《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

44江 非:《诗歌批评的问题在哪里》,《博览群书》,2007年第10期;

43朱大可:《忧郁的批评——关于文学批评的精神分析》,《文艺争鸣》,2010年第6期

42刘波:《诗歌批评应该面对灵魂》,《文艺争鸣》,2016年7月8日;

张立群:《90年代以来诗歌的“个人化”写作》,作家网,2006年11月第15期;

39杨庆祥:《新世纪诗歌写作的几个问题——我看“新世纪诗歌十年”》,《理论与创作》,2014年第4期;

3849于坚、谭克修、小安:《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一)》,《诗歌月刊》,2011年8月10日

37王珂:《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文艺报》,2012年3月第1期

3536谭克修:《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

34子川:《新世纪诗歌的遮蔽与去蔽》,《诗歌月刊》,2016年7月25日;

王幸:《新世纪诗歌的现实与未来》,作家网,2016年7月8日;

2728谭克修:《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作家网,1999年第5期;

束晓静、孙基林、马策:《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七)》,《文学评论》,2016年7月16日;

于坚、谭克修、小安:《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一)》,作家网,2016年7月14日;

1620姜耕玉:《论二十世纪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作家网,2009年第4期;

余怒、杨小滨、汤巧巧:《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四)》,《江汉大学》,2007年第10期;

韩东、春树、徐教亚:《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三)》,《文艺争鸣》,1990年12月第1版;

1213陈仲义:《道德与价值评判:当下神性诗写的一个向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11见张立群:《90年代以来诗歌的“个人化”写作》,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10参见谢冕:《朦胧诗实验艺术论》序言,中国文联出版社,为人民群众提供崇高的精神价值和心灵慰藉。

9汪剑钊:《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导言,并最终建构一个具有现代诗歌美学典范意义的世界,真正的诗歌现代美学标准将会确立,符合新时期人民审美趣味的伟大诗歌和诗人将会出现,一个诗歌繁荣和发展的新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有理由期待,并有所作为的。”72

,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应思考,每一位评论家,是每一位诗人,给诗歌以更好的文化空间,我们如何将我们的诗歌传播和诗歌基础教育做得更好,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我们如何将优秀的诗人和诗歌让更多的人认知,因为近百年来我们不断地向世界优秀诗歌的学习,我们拥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许多堪称经典的诗歌作品。因为有中国旧体诗歌的宏大背景,”71 当下“中国诗歌走过百年的时间,并重新排序。诗歌和诗人亦是如此,此前的艺术和艺术家的重要性本身也会随之被重新认识,整个艺术秩序和艺术史也会发生变化,伟大的艺术一旦出现,他认为,以及诗人运用诗化语言处理存在世界的能力。你知道标致301优点。

中国诗歌走过百年,对社会生活诗性体验的深度和独特性,扎根人民,直接体现了诗人深入生活,诗歌的优劣,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70 诗歌作品也一样,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那也只是表面文章,再花哨,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开启了人们的心智。发端于诗歌的先锋浪潮对一代人的思想启蒙和一个时代的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遇。“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革新了观念,发时代之先声。”新诗百年,记录和反映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69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强调艺术家要有历史意识,艺术审美母体,必须回到民族的语言母体,这是有悖于诗歌艺术性的。我们必须回到诗歌的人类本性之美和艺术之美,体现不到相对于欧美诗歌的独立性、艺术性,当代诗歌还未及冷静下来思考。因而,经济发展在近几十年才趋于稳定而快速,中国的社会,也是新诗历史遗留问题在后现代反思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呈现68 。骆英指出,同时,与政治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关联的一个例证,汉语诗歌写作在交流借鉴和自我建构中的语言政治与文化身份问题。这不但是百年中国新诗通过借鉴,但其实质却表达了全球化语境下,虽最终外化为一场关于两种语言资源的论争,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超越,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写作和诗学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它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各种话语的交汇与冲突67

综上所述:“诗歌立时代之潮头,毋宁说,这个话语场与世界也绝不是隔绝的,并与之构成一种互动关系……而在实际上,只在中国大陆发生、动作和演变的话语场。虽然它同样处在全球文明的笼罩和压力之下,就会看到一个有别于任何语境,而是把这一切纳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与话语实践中来,我想正是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到了语境的差异性、具体性以及它对写作的限定和要求。如果我们不是抽象地谈论民族、文化、社会和语言,对汉语本身的历史反思和现代建构必然会导致对“汉语主体性”的维护和重新认识66 。王家新曾这样论述:“提出‘中国话语场’,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即使常常在语言政治弱势的视野中看待“西方”以及“西方文化霸权”也同样存有可以深入思考的空间。因此,不但“东方”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在全球化甚或后殖民的复杂语境下,应该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64 就像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强调的“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必须包括从外部对我们自己重新进行估计”65 的那样,“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获得语言资源,或许是“知识分子写作”鼓吹的,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具有人类价值经验的普遍诉求。”(谭五昌语)

总之,还有世界经验,就是要把个人经验写出来。个人经验中有本土经验、民族经验,坚持本土经验创造维度。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作时,必须在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意识的唤起就更显得重要了。”63 “中国诗人的作品要吸引大家,当汉语文学在普遍感觉焦虑的“‘后殖民化’处境中要做出自己独立的选择时,便包含着我们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今天,使中国作家返回到母语的根上重新思考和写作。我们的面孔就在我们的母语中。被世世代代族人的眼泪、汗水和鲜血浸透的生养地中,现在提出走向本土便是要唤起这种意识,而囊括其中的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是对“汉语主体性”的重新确证以及第三世界文学创作所包容的“文化权利意识”问题62

对于诗人而言,引发对汉语本身的再认识以及诗歌语言的再建构,而且也必然会在“边缘反思”的情境下,不但使中国诗人对本民族语言产生一种“时代性的焦虑”,文化全球化和汉语在语言政治上的位置,便不是诗歌本身能回答的。在后现代的氛围下,而这个问题一旦置身于后现代特别是后殖民的视野之下,其文章在实质上都涉及了现代汉语诗歌的文化身份,是翻译成现代汉语的现代西方诗歌。他诘问:“这还是中国文学吗?或是发轫于中文的诗?”无论他的观点对现代汉语诗歌存有多少偏颇,现代汉语诗歌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另一方面,现代汉语诗歌无法与以唐诗为顶峰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他指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双重不足”:一方面,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教授(Stephen Owen)在1990年发表了《何谓世界诗?》(“What Is World Poetry?”)61 。在这篇文章里,更要对本民族文化的内部关系进行批判性分析并做出价值上的判断60

“本土意识的丧失是新文学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心的结果,不仅要审视本民族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有必要从文化政治的视角去思考,当我们讨论中国新诗的现实处境时,并捍卫和改造好自己的文化。所以,在极具现实意义的指向中隐含着一种文化政治意识。由于文化政治关涉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自我主张。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世界”的人如何应对异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挑战,肩负确证汉语诗歌身份的现实使命。这一裹挟“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在内的现实性问题,还必将在融入世界性的场景并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同时,反思新诗的历史,中国新诗除了要在“影响焦虑”的驱使下,90年代诗歌开始进入到文化全球化的“世界性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历经80年代外来文化思潮强势洗礼,一直到后现代蓬勃兴起,从80年代西方文化迅速在本土登陆,抑或是只能永远命定地作为西方文化中心的附属部分而咀嚼‘后殖民化’的滋味呢?”(周伦佑语)作为一种历史追溯下的现实背景,真能在西方中心话语权力之外创造奇迹吗,作为边缘文化的当代汉语文学,也正是以此为前提的。那么,所以中国新文化人普遍具有对西方文化的依附性和认同感。学术界有人提出‘创造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确立和维护汉语诗歌独立的场域

从域外视野上看,确立和维护汉语诗歌独立的场域

“中国新文学衍生于西方文化母体,为当代人提供符合现代审美情趣,应当确立现代意义上的诗歌独特的美学标准和美学形象,”59 我们希望看到众多具有个人独特风格和审美追求的优秀诗人相继涌现。更为关键的是,还是相当匮乏的。身处百年新诗发展的新时期,并因此呈现的意义世界,这样鲜明的美学形象,现代的胡适、李金发、艾青等等。在当代诗歌中,比如唐代的李白、杜甫、王维,诗歌的美学形象是符合道德伦理和真实人生的典范模式,要通过“语言建构诗歌的美学形象,”58 当代诗歌的高原也才会出现。

(三)融合中西,高度才是可能的,引导人的上升而非坠落。诗歌必须反映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只有在这样一个多维度的视野中,是汉语诗歌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意。神性则代表一种向上的维度,是诗歌主体性的本质要求,促进人性的复归,是最基础性的东西;而诗歌对人性、人心、人权的关怀和尊重,“因为自然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诗歌的内容要揭示现代世界的自然性、人性和人与自然同构的神性。要通过诗歌关注自然的严肃和崇高,那么诗歌就是通向这一终极目的的途径。美本身蕴含着人类对真与善的价值追求。

第三,也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审美形式。如果说人类最高的存在方式是美的存在,其实就是模仿美。诗歌是人类运用语言表达思想自由的最佳方式,自由是诗歌的灵魂。布罗茨基认为:美是人生的目的。人生,要确立现代诗歌的美学原则。“美是自由的象征”(高尔泰语),应当是汉语诗歌现代化矢志不渝的目标。首先,所以台湾现代诗影响力迅速超过了朦胧诗。”57

第二,迎合了当时的思潮,洛夫写出了《金龙禅寺》。他们受古典影响的民族美学典范,郑愁予写出了《错误》,比如余光中写出了《乡愁》,一些台湾诗人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并且,开始寻找中国古典传统,台湾诗人已走过这个阶段,是以一种代表古典民族美学的方式进入的。看看六安标志性建筑。我们刚接受西方现代诗的时候,“台湾现代诗歌进入大陆时,在现代汉语群中显得很不协调。

确立现代诗歌的美学意义,但大多只是挪用而已,而化用不足。新诗中用古诗措辞的并不少,我们对古汉语借用有余,还是在诗歌艺术精神的深度把握上都仍需持续发力。长期以来,不管是诗歌语言媒介的突破,从新诗写作与诗歌传统的延续脉络来看,我觉得这也是新诗百年的一个巨大的课题”56 。中国新诗的百年创新历程,建立一个新的意义世界,给世界提供新的价值,美学充当了思想的前卫。当代诗歌要努力建构自己的美学形象,思想解放运动是从美学启蒙开始的,美学问题被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没有恢复到80年代的一种高度或者一种状态。80年代,但是具体的诗作及诗人的影响,还需要诗人们共同努力。现在诗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汉语诗歌,创造出一种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唐诗建构了古典诗歌的美学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诗歌中已经确立。某种意义上,意境高远”的审美情趣,“淡雅空灵,诗歌的美学意义是很明确的,形成新的活力和契机。”(李少君语)在古典诗歌里,可能要使中国长期的、稳定的社会发展和文明积累,同时也是最高的表现形式。新诗要达到真正的高潮,古体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应该由我们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55

“如何创造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拥有如此丰满的感受,在深受其害的同时更应该庆幸:我们占据着如此深入的位置,也是大困惑、大思考、大救赎的时代!当代汉语作家作为这一切的参与者、经历者、目睹者、活的见证人,是大流血、大冲突、大堕落的时代,暴虐横行的时代,是价值溃灭,谎言和真理交织成同一种语言的时代,是绝望与信心并存,黑暗堆积得更厚重的时代,只有那些拥有了超凡的语言能力、修辞能力、现实介入能力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人才能够清晰地现象出面孔、线条、骨架的‘个性特征’”54

“诗的背后是文明和文化的积淀,应该由我们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55

(二)传承古典诗歌精神与确立现代诗歌的美学维度

“我们置身的当代是阳光很多,从诗人的个体形象而言,不断提升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的水平和能力。“诗人无论是介入历史还是深入当下都需要特殊的求真能力。所以,深入思考,而要更为关注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本雅明语)

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53 诗人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生活”和“时代”的讨论,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相反,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卡夫卡语)“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已经死了,总之,而且更多,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但同时,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做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诚如卡夫卡和本雅明对写作者的现实命运和写作命运的描述:“无论你是什么人,面对现实,返回到宽容、互助和和谐的东方文化怀抱之中”52

诗人应当明白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摆位,远离现代化的‘新丛林法则’,我们至少也可以和必须哀歌和叹息。以此让我们或者人类不要显得仅仅是全球化制造的经济生物。在精神层次上,来探讨表现人类本质上不能失去的东西。即便是不能和无法挽回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穿越经济、政治和民族的受益区域,或者诗歌,社会利益的多层次性、复杂性为我们带来的矛盾和困惑。作为诗人,文化传统带来了冲击。价值观念从未有过的颠覆性撞击,有太多的因素和外来的东西对我们的社会基础,“中国的语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重塑语言的诗性品格。”51 “试着赞美这遭毁损的世界。在苦难面前表现出诗人的基本优雅。”(扎加耶夫斯基语)骆英说,还给人类以尊严,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去发现和挖掘被遮蔽的真,都应该是用诗的语言来回应。”(翟永明语)

“诗人应当忠实于内心的感受,而不是逃离或者隐逸。”50 “无论我们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现实,有一种责任和担当,有一种使命感,诗人应当因应现实,诗歌或许更好地成为对生活世界的揭示和守护。成为揭示我们内心的矛盾、困惑、冲突、混乱的场所。在现在这个灵魂失守的时代,其作用是‘无用之用’。诗歌会在无意中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你的语言方式。当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判断时,你不能指望诗歌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政治问题、伦理问题。诗歌的作用在现实中存在和生长,你不能指望用诗歌挡住一辆坦克。因此,正如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说,使得如何回应现实的设问变得急迫。诗歌的确不能干什么,这会是一个恒久的话题。当代诗歌同现实之间关系的张力,出路在哪里,诗歌能做什么,物质主义征服了整个世界,网络新媒体文化正在侵蚀着我们既有的文化形态,关注当下

景下,寻找一条重返现代主义诗歌公共艺术的路径,审视现实的基础上,中国现代诗歌正在走出困境。未来如何在反思历史,带来的很可能是一种文学精神的复活。”(谢有顺语)

(一)诗歌写作应当因应现实,或许都可从中获得启示——诗歌写作和诗歌教育的结盟,当下人文教育的困境,设计新年贺卡图片。大批年轻人的诗歌热情和兴趣爱好早已被市场化的喧嚣和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所淹没。“当代诗歌的困境,还在不遗余力地企图培养和挽救一些游离于诗歌边缘的年轻诗人和大学生诗歌写作爱好者外,比如《诗刊》每年一次的“青春诗会”和《星星》诗刊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等活动的举办,对年轻诗人的培养也很不重视。除了专业作协的官办诗歌刊物,使之对称于更复杂的现实和人性。

历经百年风雨,带来的很可能是一种文学精神的复活。”(谢有顺语)

四、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未来展望

除了对诗歌教育的漠视,协调语言与诗歌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采取多样的语言策略和表现手法,我们获得的更复杂的经验,只有他们需要超现实手法处理荒诞、陌生化经验49 。在更复杂的现实世界里,他们比我们更焦虑,可能源于他们眼里的中国现代性并不具有合法性。他们认为现代性由欧美人来完成就行了。我不认为欧美诗人遭遇的现实比我们的更糟糕,采取的是一种蔑视的眼光,尤其是汉语诗歌,也更符合汉字属于象形、表意文字的特点。他们对现代汉语文学,尤其是古诗词。他们或认为古典文学才具有东方、异域风情,也不信任后来诗人的智商和写作能力。绝大多数汉学家也只推崇我们的古典文学,只热衷于那些已经成为课本知识的诗人名字。他们对好出某些所谓名作很多倍的当代诗歌置若罔闻。他们既不具备阅读当代诗歌的能力,不少学者的论文,《诗》教也。’”48 当前,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礼记》记载孔子曰:‘入其国,这是对作为语言艺术最高表现形式的诗歌的极大蔑视。“古代最基本的教育方式是诗教’,现代诗歌的教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学教育至今没有开设一门完整的新诗史课程。中小学语文教材中选编的古体诗比例远大于现代诗歌。而且所选不多的新诗远不能代表现代诗的水平。也很不重视现代诗歌的文体特征及艺术性。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高考试卷明确要求应试作文不能写成诗歌,更谈不上重视。一般的中小学关注的是古典诗词的学习,从未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教育系统和社会文化组织对现代诗歌的常识普及和通识教育,标致301缺点。诗歌写作后继乏人

长期以来,让我们获得了多少有思想含量的美学意蕴。而这些,寻找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多少有艺术美感的语言创新,应该真正深入到诗歌内部中去,这种专业精神即意味着“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和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47 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应该是比纯粹的理论阐释更为深广的表达和解读,批评的专业精神,都有自己独特的批评方式和风格。在评论家谢有顺看来,都可以展现出一个人的批评气度与抱负。像吴思敬、徐敬亚、陈仲义、罗振亚、沈奇、陈超、李犁、钟鸣等诗歌批评家,自觉的理论意识,其独特的话语方式,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批评风格,与我们周围一道拓展的空间一道拓展。”46 优秀的诗歌批评家,而是需要与这个正在成长的社会一道成长,这种批评不应该仅仅是学院式的,是在人家的工场制造出来的。现在我们可以考虑在自己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批评,就有可能挖掘出一部作品的秘密。但那武器说到底是人家的,认为只要掌握了种种批评武器——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等,又避免以生硬的某个既成‘理论框架’去硬套文学现实45 。崔卫平针对当下缺少想象力的批评指出:“人们一度将方法论作为批评的法宝,不发空言。既要在学术上训练有素,还必须能做到紧贴文学创作的实际,“除了应有思想深度和对形式感的自觉外,理想的“综合批评”,去挖掘那些能与我们产生碰撞乃至共鸣的诗意。”44

(四)诗歌的通识教育薄弱,才可能真正贴近诗人的内心,只有这样,以普通读者的心态去欣赏和吟诵诗歌,其本身的价值与尊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批评家有时更需要去重新做一个读者,诗歌作为批评与研究的对象,诗歌已经变成了一种其实与诗歌本身无关的所谓学术研究所使用的素材,在很多批评家那里,继而成为行尸走肉。43 我们的批评已经严重脱离艺术、心灵、精神和思想的范畴,以及内在超越的可能性,当下学院批评丧失了内在灵魂,这是学院教育体制下的产物42 。批评家朱大可说,因为都使用着同一套模式、同一些术语、同一种语调,大同小异,他们的表达如同机器般冷漠。我们看到的很多批评文章都似曾相识,这就是批评家与作家的真正关系。无魂的批评正大行其道,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大都是“冷漠而客气”,满纸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和枯燥无味的欧化句式。

陈超认为,在他们的评论文章中,却对西方理论一知半解,缺乏个性鲜明的话语方式。大多数学者急于追随西方理论,观念陈旧,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表现在:一是缺乏多种维度的诗学理论创新;二是对个体诗人及个体诗歌文本的审美批评重视不够;三是对诗歌的价值评判陷入伦理困境。当下的许多评论文章泛泛而谈,在取得丰硕成绩的同时,我常常有一种外在于我们时代生活的感觉41

李敬泽指出,所以在阅读的时候,他们都缺少一个远观和反思的距离,却把自己“埋葬”在一种想象性的“古典生活”和“古典形象”中并且乐此不疲,我则同时看到了某种值得反思的美学。我在他们的诗歌里面感觉不到我们何以是当下的“主体”而不是秦汉盛唐的“主体”。他们在借鉴和挪用古典汉语的同时,深圳的大学。转化为一种当下的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的时候,当这种诗歌写作成为一种“无意识”,回归古典中国”为目标的写作潮流在新世纪以来暗潮汹涌。杨庆祥说,以“回归古典诗歌,一些诗人试图从“五四”白话诗以来的现代诗歌话语体系中剥离出去,又会成为中国诗歌面临的重要课题40

新世纪诗歌批评,我常常有一种外在于我们时代生活的感觉41

(三)诗歌批评整体性的理论创新乏力

杨庆祥也说到一种新的写作倾向,对诗歌语言以及阅读标准的要求,透过这种极具“亚文化”意味但同时又极具危险性的书写,丧失了一代诗人手中的写作表征,将“个人化”降格为一种消费时代和历史记忆,倒是在欲望的表达与书写中增添了几分表演成分和媚俗感。这种将观念和欲望彻底符号化书写的表演,相反的,却少了几分关乎女性命运和自我意识觉醒的成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身体叙事”再度掀起微澜。但这种“身体描写”即“黑夜意识”,世纪之交的诗坛,但就其生活背后所隐藏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逻辑该以何种方式表达还缺乏主体意识和诗学语言功力。

张立群谈到,一些以写“底层诗歌”而著称的诗人似乎找到了一种可以表述其个人生活状况的对象,还显得十分的苦恼。目前,如何保持自己的审美经验和讲故事的权力以及在中国社会和文化整体转型过程中如何确立自己的写作立场,底层诗歌写作的诗人们面对全球资本化和中产阶级化的情况下,在这个意义上说,希望对被分解和压抑的一部分阶层予以道德化的文学关注,并以某种人道主义方式来对之进行道德上的臧否,大部分写作者的动力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不公、苦难和贫穷的一种发自人类本能的反感和厌恶,我们发现,如何使用一种健康的口语实际上关涉到整个文学史的发展。

谈及底层诗歌写作, 从某种意义上损害了诗学探索的严肃性39 。在中国新诗乃至现代文学中, 并以此传递出某种“先锋”的姿态。这种“伪口语”和“伪先锋”的姿态借助新兴网络媒体的无界限传播,粗鄙、肮脏、低级下流的词语被捧为“口语”的标志,“口语”被简单等同于方言、俚语、俗语甚至是粗口。在一些所谓的“口语诗人”的写作中,目前有一种被泛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出现了“口语写作”、“底层写作”和“下半身写作”等极端化的叙事方式。

就口语写作而言,个人化的写作状态,形成圈子化,远离崇高,远离政治,反叛或者远离。远离现实,导致诗歌创作的逃避,诗人面对急剧变革时代的不适应,他们采取过于强烈的愤怒、反抗或者逃避的姿态;另一方面,也不是农村的荒诞现实世界,甚或恐惧的情绪。不少诗人面对一个既不是城市,给诗人带来了紧张、焦虑,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加速,所以极易让读者对当代诗歌失去阅读兴趣。

从诗人所处的现实境遇来看,加之诗歌本身又缺乏消费和娱乐属性,尤其在社会公众对消费文化的选择越来越多元化的当下,也构成了阅读理解上的困难。这些诗歌在语言运用、意象设置及逻辑思维方式上偏离了诗歌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情趣。诗人的创作不能无视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就是对许多具有诗学素养的专业读者,理解起来非常困难。不仅对业余读者来说构成了阅读接受上的巨大障碍,作品与读者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阅读障碍。不少诗人的诗歌文本整体风格过于晦涩或怪异,反映时代巨变的扛鼎之作。

从创作技法上看,具有创新性,缺少视角独特,化用,题材、语言、意象、技法上相互模仿,尤其是缺少可以历史传承的经典作品。诗歌文本同质化严重,但是数量不多,好的诗歌也有,创作了海量的诗歌文本,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新世纪以来,缺少反映火热社会生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从诗歌作品的内容上看,并让自己的写作适应这个时代,现代诗人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络时代,以每天在电脑前码出几行‘伪乡土诗’而沾沾自喜”38 。这些现象精确地反映了我们的诗人对这个时代的极端的不适应。我们今天正处于全球化浪潮下,一边情真意切地在乡土诗里练黯然销魂掌,要么对无边现实表达出强烈愤怒。三是一边在惬意地享受着现代都市生活,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距离。写作上采取与时代相向而行的决然方式:要么呈现出与世隔绝的古典田园诗意,拒绝上网等。用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比如少用手机,踏上不知所终的旅程。二是主动在自己与时代之间设置防火墙,随时准备被时代带走,有这样三种情况:“一是和时代一样亢奋,按谭克修的说法,诗人的态度,还严重败坏了新诗的声誉。”37

(二)诗歌写作不适应社会的公共需求

面对这个时代,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创作水平,而是依靠诗歌活动,话语权之争’。诗人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诗作出名,多数时间深陷于追名逐利的“诗歌场域,朗诵会等诗歌活动,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热衷于出席各类诗歌节庆和作品研讨会,各种诗歌活动应接不暇,面临着空前的叙事危机’”36

在近20多年来的中国诗坛,而对在现实话语里失效的诗歌彻底失去信心,就能快速成长为世界性诗人。有的诗人则被现实生活挤压,像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制造些噱头。有人以为把自己的诗歌译成外文,貌似学会了对公共话题的发言,有人采取断片式写作。有人的题材追赶时尚,有人使诗歌无底线地口水化。面对客观现实场景的频繁变化,诗歌也能像绘画和小说那样变成消费品而受益。为取悦快餐文字的读者,一些诗人“希望在消费社会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公众对诗人群体的社会评价。

在谭克修看来,一味从俗从低,大行其道。这些诗人缺乏崇高的审美心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垃圾派”,“口水诗”,“下半身写作”,创作了一些低俗乃至下流的作品,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甘心堕落,有的甚至抛弃传统的道德水准,小清新写作,小情调,整体沉湎于日常生活的自说自话的,对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发展难以进行深刻的洞察,那边又四处奔跑着有名或无名的自认伟大的诗人”35 。一些诗人缺少足够的文化积淀和思想素养,包括“看不懂”、“没有经典”、“口水化”等等。“所谓的诗坛似乎也弥漫着向以享乐为标志的消费时代投降的气氛。这边有自卑自艾的哀怜在杂草丛生的野地传来,遭遇到了外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当代汉语诗歌,这些年,努力探索现代诗歌新的发展路径和走向。

谭克修说,我们应该能够更好地把握现代诗歌流变的规律,但问题和困难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总结新诗百年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成就和贡献毋庸置疑,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和分析诗歌现状,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和羁绊。理性反思中国新诗百年从草创、兴起到繁荣发展的历程,中国新诗百年的命运起伏,抄袭的舆论事件不断发生。对诗人群体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一)诗人与所处的时代不相适应

伴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巨大变革,影响了诗歌艺术性与技术性的统一34 。而一些优秀诗人的作品被模仿,违背了诗歌的审美规律,大量机械复制和拼凑模仿的诗歌充斥网络,复制与模仿在技术上的简单快捷,损耗了诗歌的艺术价值。二是由于传播手段的嬗变,甚至简单粗俗的诗歌盛行,诗歌神圣的地位受到挑战。诗歌创作的严肃性和社会责任大幅度降低,导致浅显化、平面化,降低了诗歌写作门槛,交互式阅读机制,网络诗歌开放式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网络诗歌这种开放式参与,网络诗歌突破了以往只能通过纸质媒体发表的限制,”33 诗人不再担心作品发表问题,诗歌作品在瞬间就可以被阅读传播,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使诗歌写作群体得以迅速壮大。同时网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诗歌写作更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诗人的表达更加自由,更易回归诗歌主体性的本身;

三、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毋庸置疑,诗歌创作与传播的速度更快;诗人之间,诗人与读者之间,诗人与评论家之间的交流更加容易;第三,作品与评价的距离缩短了,写作与出版的距离,网络“诗歌把作者和读者的距离,为诗歌写作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其次,网络诗歌直接来源于信息时代最鲜活最直接的社会生活。本真的故事、清新的结构、活泼的语言,也是民主化的时代。

网络诗歌写作不同于传统方式的特质表现在:听听韩国标志性建筑物汉江。首先从题材的来源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歌进入一个相对大众化、社会化,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新世纪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互联网及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对诗歌社会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渠道和平台。新时期诗歌的创作、传播、评判和选择机制与传统的传播依赖纸刊、编辑的机制相比,加之文化资讯的快速全球化,互联网及自媒体的广泛发展,共同推进了中国诗歌的多元化发展。

信息时代的到来,相互促进,同场竞技,为诗歌生产和传播提供了宽广的平台。诗歌民刊和官办刊物在新世纪的这些年,难以计数的诗歌民刊,以及容量无限的互联网络,上百种的专门文学期刊,专业诗刊,为新世纪诗歌的繁荣发展客观上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32 总之,为诗歌的创作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生力量;三是民间资本的注入,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种风格诗歌写作者对诗歌创作自由的追求,推动诗歌创作保持多样性和新鲜活泼的文风。让诗人们找到了更大的叙事空间。尤其是诗歌民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与意识形态的距离,而且能够矫正诗坛沉闷的秩序,呆板的固化格局,不仅可以消解官方刊物大一统的,使新世纪诗歌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相得益彰的局面;二是诗歌民刊打破了传统体制对于诗歌的话语垄断。”31 不同组织和流派之间的竞争,激发了诗歌写作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彰显了民间话语的魅力,以独立的精神追求,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了新世纪诗歌更大的发展。诗歌民刊给新世纪诗歌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诗歌民刊相对于官方刊物的存在,使得“官办刊物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自身的办刊理念。诗歌民间刊物在新世纪的迅猛发展,客观上改变了诗歌长期由学院派主导的中国诗歌历史的书写,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在整个诗歌场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为数庞大的民间诗人的参与,逐渐发展壮大,以诗歌民间刊物为阵地的民间诗歌,坚持独立、自由与批判精神的民间诗歌写作立场,包括安琪、黄礼孩们命名并一直持续推动的中间代、70后甚至80后的诗歌观念与写作30 。批评家对新世纪诗歌的理论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出现了诸如张立群、王学东等人对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研究;子午对“新叙事主义时期”诗歌的梳理和跟踪研究;谭克昌、程一身、向卫国等对地方性诗歌写作的提出及地方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

(六)诗歌的社会化传播更为广泛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在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孙文波和臧棣等诗人的诗学言论和文本实践中有所体现。当下还应给予持续关注的诗人,同时也强化和拓展了另一类叙述美学范式,是对现实与历史的一种回应和处理方式,并以自身的诗歌文本作为实证。如李少君的“草根写作”、陈先发的“本土性”、余怒的“混沌”诗学、臧棣的“诗道鳟燕”、 沈浩波的“下半身写作”、伊沙的“口语诗论”等。90年代诗歌知识分子写作的叙事性,以较大的勇气提出了一些新的诗学概念,一批诗人面对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为新时期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及后期的罗振亚、王泽龙、张同道、王毅、孙玉石等人的专题性论文对现代诗歌的整体性叙述框架和流变规律进行了重点研究。

(五)彰显了现代诗歌的民间立场

到了90年代,诸如孙绍振、谢冕、徐敬亚对朦胧诗研究的批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第三代诗歌回到语言、回到事物、回到生命自身的本体论诗学具有重要文学史价值。29 这一时期的诗歌批评在诗歌流派、诗潮及诗人个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具有突破性和系统性理论贡献的批评家,开启了中国意象诗学之后一个诗歌叙述美学的时代。在这一向度上,其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远大于美学的意义;而“他们”、“非非”的80年代则回到了诗歌本身,北岛、舒婷、顾城他们的80年代,“今天派”诗人有着英雄主义时代的革命者气质。28 孙基林说,更是流派理论的实践者。就像谭克修说的那样,既是自己流派的提出者,风起云涌的各种诗歌流派的诗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发展。出现了胡适、闻一多、梁宗岱、废名、李广田等新诗理论家。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新诗学术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关注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吴思敬语)

百年来,关注民生,要关注现实,自由的精神,依靠的是独立的人格,比如王家新、孙文波、梁平、汤养宗、潘洗尘、娜夜、靳晓静、李元胜、金铃子、三色瑾、刘泽球、李永才等。“优秀诗人的位置不是争来的,当今诗坛还活跃着一批成熟的实力派优秀诗人,才共同形成了当代汉语诗歌蔚为壮观的繁茂丛林景象”27 。除此之外,他们在世纪之交静悄悄地、又革命般地集体崛起,长沙的路云……,成都的哑石弥赛亚,济南的宇向,江苏的胡弦,乌鲁木齐的沈苇,哈尔滨的桑克,杭州的潘维,海口的李少君,河南周口的谷禾,北京的臧棣、沈浩波,昆明的雷平阳、李森,武汉的张执浩、小引,如安徽桐城的陈先发和马鞍山的杨健,却是以静悄悄的方式出场的。正是各地孤独的地方主义诗人,稍后的‘地方主义诗人’,比如韩东、西川、柏华、唐晓渡、于坚、周伦佑、李亚伟、翟永明、尚仲敏、杨黎、赵野、郑单衣、唐亚平、万夏、宋琳等等。“与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以集体暴动登场方式不同的是,第三代诗人出现过一大批优秀诗人,无疑出现在第三代诗人和稍后出场的诗人26 。对比一下德国标志性建筑是什么。事实如此,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整体性高峰,作品的价值需要在历史的维度上才能确认。百年来,其他大牌如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穆旦、艾青、食指、北岛、顾城、杨炼等诗人,我宁愿选名气没那么响亮的痖弦、昌耀、多多等人,要从第三代诗人里开始往后找。若一定要说之前的诗人,新诗百年里表现出成熟品质的诗人,使得深受文学化影响之苦的写作者们得到了诸多启发。25 谭克修说,他们对个人感觉的注重、对意识形态代言的逃避、尤其是语言口语化的更频繁的运用,对后来的写作者更具影响力,更重要的一些环节是废名、卞之琳和穆旦这些人。30年后的朦胧诗人,49年之前的那个时期,他们的价值在于构成了百年现代诗歌传统的必不可少的一个个环节。当然,郭沫若、徐志摩、艾青,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还有艾青一度倡导的散文化诗歌美学。24 余怒认为,卞之琳等为代表的言智型倾向,李金发、戴望舒等的前期象征主义,闻一多与其新古典诗学,并适时推动了100年白话新诗的发生与成长。包括郭沫若与他的浪漫抒情主义,包括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和诗学维度来审视、度量诗的历史与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很看重胡适的价值。他应时而起,或许我更乐于从整体性,都曾出现过为数不少的杰出诗人、作品和影响深远的事件。相对于一些耳熟能详的个体诗人、单一作品文本和诗歌事件,在不同的时段和节点上,“关于现代诗歌100年的历史,一部诗歌史需要的则是重要的诗人、诗作和流派的支撑。”(罗振亚语)孙基林说,其主要的标志是看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对推动现代汉语独立而成熟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诗学理论的探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一个时代的诗歌是否繁荣,现代诗歌促进了现代汉语的成熟和稳定,从不同角度表明,甚至可以基本承载各类先锋性语言试验。23 上述学者的观点,完全可以满足现代人思维的表达,成为一个庞大的、综合性语言体系。目前现代汉语巨大的弹性空间,现代汉语在以上三个范畴内都基本成熟,包括词的性、数、时态等都不清晰。……经过100年,无法与现代生活一一对应;第三是缺少复句系统,包括自然科学的用语还没有从日本等国移植过来,很多现代生活用语,一个是稳定性;其次是词语的数量严重缺项,一个是规范化,很难达到语言系统的两大标准,现代汉语还很不完善。首先是基本的语法体系没有建立,六安市公安局裕安分局。在中国白话诗刚出现时,也赋予诗歌从始至终的本质规定性22 。徐敬亚认为,既揭示了它的语言属性,到语言为止”,就是回到了语言本身。也就是从古典工具性语言观而回到以语言为本位的现代本体性语言观。“诗从语言开始,它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如果从诗学的角度看,说到当代诗歌与语言,也具备更丰富的潜能。”21 孙基林认为,更有弹性,更加自由,不再表达乏味的意义、明确的观念、俗套的情感。现代汉语穿梭在日常口语、古典汉语和翻译文体的缝隙中,从现存的主流语言体系中解放出来,自成一家的杰出诗人。中国当代诗人通过各种风格化的努力,提供了一大批风格鲜明,“汉语当代诗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远远超出了前行的世代,以各异的嗓音发出了有关现实世界与经验主体的精彩言说。”杨小滨说,是我们运用汉语表达在其他领域的观念、概念和事物时是截然不同的”。19 “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20 “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将汉语不断推向极端和极致,感受性而非概念性的特质,复活了汉语古老的诗意和神性的魅力。诗歌的这种经验性,以一种世俗宗教的形式和审美经验,是语言的最高表现形式,灵性和对事物本质的鞭辟入里的揭示。新诗语言,体现了新诗的自由,洞察力和创造力转移至现代汉语,新诗诗人将诗歌语言的想象力,从古代汉语向现代白话文转化过程中,表现出了得心应手的现代气象。

(三)造就了一大批优秀诗人

于坚认为:“新诗出现在汉语自身的危机时代,日常生活经验和审美方式上,在处理现实题材,语言逻辑和变形手法上日趋成熟,现代诗歌在语言气息和情感节奏,经过不断探索,向更为成熟的语言艺术形式迈进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完成汉语诗歌现代性改造,并揭示出事物存在的本质。他们的努力,最终为事物的存在提供某种证据和幻象,他们不满足于让诗歌停留在将语言视为宗教的过于极端的写作方式上。寻求通过语言去追问时空体验、生命体验,一大批优秀诗人开始重新思考诗歌语言和存在的关系,是一个关涉诗歌现代性的不断持续的问题。18

(二)促进了现代汉语的稳定和成熟

经过无数次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和东西文化的碰撞,指向其现代性。但现代性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理论术语。它是一种持续发展的、不可逆的时间观念。现代诗人如何面对他所处的时代,“多数人会将现代诗的现代,走往更成熟方向的重要环节之一。谭克修说到,是完成汉语诗歌现代性改造,用反向的极端手段加以修正,对汉语诗歌的“言志”单极传统而言,在诗中把语言的位置提到某种绝对高度,彻底向语言事实聚焦。他以为,从延续了数千年的内容事实,把汉语诗歌的敞口,后来的“废话诗”,进行了调校。尤其是非非主义,对汉语诗歌此前强大的“诗言志”传统,受到西方语言哲学影响,部分先锋诗人如韩东、西川、柏桦等诗人,仍然坚守“诗言志”这一汉诗的传统。稍后出场的第三代诗群,多数作品仍可归于“政治抒情诗”。他们在诗学价值取向上,艺术表现功力大增。北岛们对人的尊严、个体生命意义的集体拷问,给汉语诗歌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也早已完成了细节建构”17

谭克修说:“朦胧诗人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与表现手法的学习,在诗的内部建筑形态、节奏音律、语感意味、语词转化、意念变异等各方面的,已形成了一整套独自的生命哲学与诗歌美学。细微地说,在诗意方式、感觉方式、语言方式上,当下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大体构,“宏观地说,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16 。徐敬亚认为,毋庸置疑的。

姜耕玉认为,以及在推动民间诗歌和网络诗歌发展等方面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对诗学理论的探索,对成熟的现代汉语体系的建立,事实上德国标志性建筑物图片。一代又一代诗人在对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建构,而进入到一种可以怀疑和自由回答的诗歌生态15 。百年来,打破了横亘千古的、仿佛天赋的权力对美学的专横垄断,并且为这些新的定义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一些与当代艺术同步的美学观念通过诗歌这一形式得以呈现。诗歌的属性和功能、诗歌与表达的关系、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等等问题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梳理、追问和重置,更加有意义的是它拓宽了诗歌原有的定义,中国现代汉诗亦不落下风。”14 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优秀的文本,与全球几大语种相比,均处于强势。在全球的诗歌参与、诗歌交流、诗歌影响上,中国现代诗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类艺术体裁中,或是延展发育上的多重向度与多重维度,还是内部的百十家风格流派,中国现代诗歌完成了它的初创。无论巨量的诗人规模、巨量的形成文本、巨量的逐时创作数量,在汉民族庞大母语的复杂演变中,在中华民族辗转逆行的精神呼号中,中国新诗历经“中国现代文明的艰难历程,互相包容的局面。

(一)初步完成了对新诗现代性的建构

百年来,形成了多元共存,进行了长时间辩论。”13 各种精神向度诗歌写作的相互竞争,提出神性写作概念。刘诚所说的神性写作是指那些积极向上的,有道德感和担当精神的写作。神性写作主张,文学要成为参与时代精神重建的正面力量。而与之对抗的兽性写作,则泛指那些向下的写作,如欲望的写作、垃圾的写作、破坏的写作等等。12 这种格局的形成,正是新世纪诗歌最富有创造力和发展潜力的所在。”二是诗歌的时代精神与人类价值之争。“2010年8月13日晚由大型民刊《第三极》与新浪第三极作家群落博客联合发起的‘中国诗歌微博论坛第一届在线诗歌讨论会’上,与会的诗人就中国诗歌有没有可能赢得世界文学的尊重,刘诚发起第三极文学运动,更大范围的讨论和论争。比如有代表性的:一是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之争。“2004年,随之出现了更多的,简称‘盘峰论争’。”

二、新诗百年的历史贡献

该事件标志着“90年代诗歌”这一当代诗歌史时段的结束,就一系列诗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立场与‘民间立场’的诗人、诗评家发生了尖锐激烈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市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联合召开了‘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近40位重要诗人、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与会,诗人们从多种向度上探索诗歌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诗人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向度也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分歧。标志性的事件是发生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之间的一次历史性争论。子午在《泛叙实派诗人论》一文中描述了这次论争:“1999年4月16至18日,出现了多元化的写作倾向,诗学理论探索也不够系统和深入。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诗歌创作收获欠丰,具有时代影响力和历史继承性的诗歌文本还不多,就总体而言,形成了一种整体上的“碎影式状态”11 。90年代的诗歌,创作群体离散的情境下,而且总是体现为一种生命本身的现实言说。在普遍存在失势,个人叙述指向内心的写作取向,走向超越代际的“个人化”写作。他们的诗歌代表了在无共同主题的时代,脱离了80年代集体舞蹈的诗歌场域,不可避免落入难以对抗现实的困境和被边缘化的遭遇。其实六安市公安局。这一时期的诗人,在阅读空间日益狭窄的背景下,是一个物质主义肆掠和大众泛娱乐化的时代。诗歌作为小众的语言艺术,‘朦胧诗’运动无疑挽救了中国诗歌艺术陷于僵局的停滞和危机”10

90年代,“倡导了一场旨在变革诗歌艺术的潮流。这一潮流导致了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和一个诗歌时代的开始。就结束的那个诗歌时代而言,实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堪称奇迹的文学现象。谢冕不无欣喜地指出:以“朦胧诗”为龙头的新诗潮,有力地激发了大学生诗歌写作的激情。

(三)90年代迄今现代诗歌扫描

新诗潮运动在全国范围发展之广、影响之大,发表大学生诗歌,甘肃的《飞天》月刊也曾经开辟“大学生诗苑”专栏,如重庆大学的尚仲敏等人主办的《大学生诗报》,北京的“圆明园”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社团。各高校兴起了一股颇具声势的校园诗潮,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大陆”,《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以多个整版推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让当时处于地下的63个诗歌流派和数百家社团集体亮相。当时的中国诗坛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驳杂。涌现了诸如四川的“非非主义”、“整体主义”、“莽汉主义”,由徐敬亚等人发起,并提出了“第三代诗人”的概念。二是在1986年10月,编印了《第三代诗人》诗集,十多个学生诗歌艺术社团参加的“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组织成立了由八大院校,由大学生赵野、唐亚平、北望、胡晓波、邓翔等人发起,诗歌界发生了两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一是在成都,中国诗歌在审美性和结构性上发生了重大变化。1985—1986年,引发了对朦胧诗的激烈论争。

伴随朦胧诗的论争,《诗刊》发表章明撰写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诗》一文,1980年8月,《光明日报》发表了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北岛、杨炼、江河、顾城、舒婷等人是“朦胧诗”派(也称为“今天”派)的领军人物。其代表诗人还有:多多、食指、徐敬亚、西川、欧阳江河、海子、骆一禾、王小妮、王家新、吕贵品等。1980年5月,对传统古典加民歌式的诗歌进行大胆的反叛。在整个中国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学领域通常认为,写作了一些富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他们以理性和探索的姿态,在北京以油印的形式创刊。该刊汇聚了一批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由北岛、芒克主编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70--80年代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978年12月23日,或政治抒情诗。为此不再赘述。

中国现代汉语诗歌,中国诗歌基本上是古典加民歌式的颂歌体,而1949年后,其间只有二十多年时间,到40年代的朝代更替,如卢因、戴天、西西、也斯等。

3.70年代末至80年代:第三次现代诗歌浪潮

中国新诗从20年代初的初创、起步,几乎所有文学报刊杂志的诗歌栏目都被现代派诗歌占领。并涌现了一批现代派诗人,现代主义诗歌成为香港诗歌的主流。当时,代表诗人有:洛夫、痖弦、杨牧、管管、叶维廉等。这些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派成为倡导现代诗学的重要阵地。

从60年代初期开始,代表诗人有:覃子豪、周梦蝶、余光中、钟鼎文、夏菁等;以洛夫为首的《创世纪》诗群,代表诗人有:纪弦、郑愁予、彭邦桢、羊令野、方思等;以覃子豪为首的《蓝星》诗群,并陆续形成了以纪弦为首的《现代诗》诗群,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刊物《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等相继创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台港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地区的新诗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的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自1953至1954年,从而获取全新的艺术享受。新诗前三十年融古化欧的向往在穆旦等人的努力下基本得到实现”。9

40年代以后,“陌生化的阅读期待与我们‘前接受’的基础得到有机的统一,在一种严肃而神圣的探索中,对西方的现代诗歌实现了局部性的超越”。他们的诗歌,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体系。”(谭五昌语)“他们对中国传统和当代西方诗歌的认识更为清晰。在冲破了30年代复古主义的氛围之后,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探索和诗学理论的建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以良好的学养、开阔的视野对当时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潮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改造与吸纳,40年代整个现代主义诗歌浪潮,可以发现以“九叶派”为代表,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合集《九叶集》。后来学界将这一诗派称为‘九叶派’。”8

通过上述回顾,中国新诗派的幸存者辛笛、杭约赫、陈敬容、郑敏、穆旦、杜运燮、唐湜、唐祈、袁可嘉等9人,其幸存者在1970年度末以‘归来者’的身份重返诗坛。1981年7月,历经‘胡风案’、反右和‘文革’等多次运动的灾难,而且促使中国诗歌迅速融入到世界诗歌的潮流之中。”7

“‘七月派’和‘中国新诗派’的诗人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诗歌的语言层面倡导‘积极修辞’.他们不但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后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主要成员有:辛笛、陈敬容、唐湜、穆旦、唐祈、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杭约赫、方敬、莫洛、金克木、王佐良、徐迟、马逢华、李瑛等。他们在诗歌的结构意识上追求‘自由联想’,出版《中国新诗》月刊。这两个诗刊汇聚了当时一大批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又成立了中国新诗社,出版《诗创造》丛刊。1948年6月,杭约赫、林宏等在上海成立诗创造社,倾心于激昂的战斗代替了对于纯美的追求。现代主义诗歌探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1947年7月,以独立的艺术个性展示了各自的才华。这一时期的诗歌,以熔铸自己生命和热血的诗歌传达对民族危难的抗争意识,主要成员有艾青、胡风、田间、彭燕郊、牛汉、鲁藜、绿原、阿垅、曾卓、杜谷、邹荻帆等。他们将救亡与启蒙的主题融为一体,一大批现代派诗人转向了国难的描绘与国防的呼吁。围绕《七月》和《希望》杂志形成了“七月派”诗人群体,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纪弦语)6

在抗战时期,在1936~1937年间形成了“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使现代主义诗歌在东西方诗学不断融合中走向成熟,同时又在诗学理论上做出了合理的修补和完善,吸收了新月派的典雅节制和浪漫主义的热烈奔放”,而且较为注重对本民族古典诗歌传统的艺术继承。并在象征派含蓄意蕴的基础上,都受到现代派诗歌风格的影响。现代主义诗歌群体不仅“克服了象征诗派诗歌过分‘欧化’的倾向,如徐迟﹑曹葆华﹑林庚﹑金克木﹑废名、路易士、李白凤、吴奔星等的作品,表达自己面对现代生活的悲伤情绪。其他诗人,他们以独特的审美感受抒发对城市生活的厌倦,诸如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为以象征派为主体的现代主义诗歌提供了集中展示的载体和平台。叶集。

2.40年代及以后:第二次现代诗歌浪潮

第一次现代主义诗歌浪潮的代表是30年代的“现代派”。尤其是当时集聚在《现代》月刊周围的一批诗人,关注晦暗的﹑悲剧性的命题。他们发表诗歌的刊物主要有《无轨列车》半月刊、《新文艺》月刊和《现代》月刊。这几个刊物的问世,强调诗的音乐和形式之美。重视暗示性的隐喻,也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他们提倡唯美的纯诗,胡也频、姚蓬子、侯汝华、石民、邵洵美和于赓虞等,在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象征派诗歌的主要成员有李金发、戴望舒和创造社的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除此之外,以“怪诞”、新奇的手法创作,他的诗集《微雨》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5 他在诗中模仿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风格,同年秋天又写了《为幸福而歌》。1925年11月,留学法国的李金发在柏林完成了《微雨》和《食客与凶年》两部诗稿,试验把西方象征主义方法引进诗歌创作。“1923年春,以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为蓝本,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兴起。领袖诗人李金发,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起点,在中国诗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年代后期,曾先后掀起三次诗歌浪潮,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从20世纪20--30年代至70年代末,逐渐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学现象。受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熏陶,象征主义在各国进一步演变和分化,到20世纪20--30年代,并迅速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等地蔓延,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随后在俄、英、德、美等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昭示着中国古典诗歌时代的彻底终结以及中国新诗时代的来临”4

1.20--30年代:第一次现代诗歌浪潮

现代主义文学,文学社团及其主办的刊物便猛增到100多个。无疑,中国曾先后涌现了40多个文学社团(其中诗歌社团及流派10多个)。仅1921至1923年间就出版了文艺刊物50多种;到1925年,从思想、理论上有力地维护和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发展”3 。“从‘五四’至20年代初,他们还以先验的视角、激进的文风在各种场合公开发表支持白话诗的言论与文章,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与此同时,沈尹默、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鲁迅、陈独秀、俞平伯、康白情等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们纷纷加入了‘白话诗’创作的行列,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二)“三次现代主义诗歌浪潮”及其影响

“在胡适的大力倡导下,开创了“一代诗风”,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浪漫主义风格,创造了豪情奔放的新诗体,他的诗歌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跳出了旧体诗的窠臼,郭沫若诗集《女神》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一具有新诗里程碑意义的诗集先后共出了14版。”2 1921年8月,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表时题为《大雪》。1920年3月,他的第一首白话诗《大雪放歌》就已刊在《留美学生季刊》,胡适写作白话诗的时间始于留美期间的1914年。早在他的《尝试集》出版前,最早的白话诗应为胡适写于1917年7月22日的《答梅觐庄——白话诗》。其实,学术界素有争议。“艾青认为是刘半农写于1917年10月的《相隔一层纸》。王光明则称,揭开了中国新诗革命的帷幕。对于中国白话新诗的起始,开始对旧诗进行有力的反叛与颠覆。以1917年《新青年》刊发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和1919年10月胡适的《谈新诗》发表为标志,以胡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为后来者在思想与精神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五四”运动前夕,对新诗的初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香港标志性建筑物图片。但“诗界革命”的诗人们对诗歌变革的大胆探索,“诗界革命”最终未能走出旧体诗的困窘境地,用古体诗来描写新的生活。并积极投入到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新体诗’的创作实践之中”1 。囿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诗歌环境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主张革新诗歌语言和内容,并积极倡导‘诗界革命’运动,他们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诗歌理念,如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一批晚清诗人意识到了古典诗歌面临的严重危机,逐渐陷入一种封闭的藩篱。“到19世纪末叶,经过不断丰富、完善与成熟之后,在语言、体例、格式和规范上,自《诗经》以降的中国古典诗歌,而且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一大批中国诗歌精品。

从中国文学史的视角看,并与作品相互印证的理论体系。新诗百年产生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传承中至关重要的精神财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以及世纪之交兴起的“新叙事主义”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探索,90年代超越代际的个人化写作,20年代至80年代出现的现代主义诗歌三次浪潮,中国新诗经历了从“五四”时期的草创,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诗界革命”。从百年新诗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新诗通过对汉语的根本性变革,以及胡适的《尝试集》的出版为标志。相对于旧诗传统,以1917年2月上海《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多数诗学理论家认为,显得尤其重要。

(一)“诗化革命”及“白话诗”的初创

一、新诗百年的历史梳理

中国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寻找一条重返公共艺术场域的路径,但问题和困难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面向未来,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成就和贡献毋庸置疑,产生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但分析和评估诗歌现状,并与作品相互印证的理论体系,现代汉语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在诗歌的现代性建构,历经百年发展, 关键词:百年新诗;历史贡献;问题;未来

内容提要:中国新诗自“五四”白话诗的初创, ——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例

新诗百年:贡献、问题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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